臧亚平
　　父亲常与我提起，我的外公早在1951年11月，就从响水周集赶往滨海，参与开挖苏北灌溉总渠。那是新中国治理淮河的重要工程，西起洪泽湖，东至黄海，全长168公里。百万民工肩挑手挖，硬是用镰兜、铁锹和小推车，改变了苏北水患的历史。
　　父亲还提到，1965年，我的大伯臧步喜和另外几十名精挑细选的社员代表双龙大队，背着镰兜、铁锹，推着小推车，步行145里，前往响水开挖近30公里长的黄响河。听说大伯在工地上累得吐了血。那一代人用身体丈量土地的坚韧，至今仍令我肃然起敬。
　　我还曾听上一届的同学李为俊讲起一段往事。大约是1982年的12月，北风初起，天正寒。根据县里的要求，各公社、大队纷纷组织人力，远赴扬州宝应县氾水北段，投身于京杭大运河的掘垦、拓宽与加深工程。我们双龙大队，由书记臧步田亲自带队，一行29名精壮汉子，和其他大队的民工一起，如同出征一般，踏上了这200里外的土地。
　　他们提前两日出发，几台手扶拖拉机“突突”作响，载着小推车、铁锨、镐子、镰兜、篱笆、砖块，也载着棉被、棉衣、粮草、猪肉、白菜、粉条和马铃薯等——那是他们与荒野作战的部分粮草与全部兵器。而民工们则乘坐县汽车站专门调度的两接头“大通道”客车前往。
　　工地上，大家一齐动手，竹篱笆围起四面透风的工棚，稻草往地上一铺，便是歇脚之所；砖石支起两口大铁锅便是简易炉灶，升腾的烟火气，才让这片临时营地有了一点人间的温度。
　　天刚蒙蒙亮，大队书记尖利的哨声便如刀锋般划开晨雾——又该上工了。逢上雨天，旁人或可偷闲，蒙头裹被续上一段回笼觉。但炊事员李为俊却没这等清闲。他得守着那两口大锅，一日三餐，烟火不断。他说，自己每天还要两次挑热水送往工地，一路踩泥蹚水，从伙食房直走到河底施工处。热水洒一身，汗水浸一身，冷风再一吹，衣裳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但他却乐在其中——每次炖菜时的大肉骨头，总能让他啃个痛快。河工结束时，他非但没瘦，反倒重了20多斤。
　　两个多月，日子是一锹一镐刨出来的，是一步一担挑出来的。他们硬是咬着牙，一天天熬，一寸寸挖，直到运河拓宽加深、水流通畅。那样的岁月，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有一帮人，一副肩膀，一腔韧劲，在时代的号角下，沉默而坚实地——把苦，吃成了日子。
　　而我亲历的“上河工”，是在1983年的冬天。
　　那时已分田到户，“上河工”不再以大队或者生产队为单位，而是按户出工。12月初，我们大队的工程点在北坍公社渠南大队西边，要挖一条长200多米、宽6米、深约3米的河沟。
　　那天清早，我和生产队其他劳力一样，顶着寒风，骑车十几里赶到工地。队长杨为广带人拿尺子挨家分派任务。我家分到约1.2米，须挖约15方土；五叔家1.5，约18方土。为赶进度，我们叔侄俩搭伙干：有时我挖他挑，有时他挖我挑。
　　冬天的河道上，人影如蚁，一字排开。冻土坚硬如铁，一锹下去只留白痕。我们裹紧棉袄，呼出的白气瞬间凝在眉梢。扁担压肩咯吱作响，冻土块沉甸甸的，每迈一步，脚都陷进泥里。等到正午太阳略暖，表层冰融，河床泛浆，挑担行走更加艰难。我们两腿蹬直，一步一喘，吃力地向堤坡上挪。
　　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号子声、铁锹撞击声、喘息声此起彼伏。那场面，质朴、粗粝，却有一股撼人的力量。
　　干到11点多，肚子咕咕叫起来，就盼着收工吃饭。“开饭了！”队长一声吆喝，几十人涌向借住老乡家的临时伙房。做饭的人早已备好热腾腾的米饭和白菜猪肉炖粉条。饭管够，菜也不限量。大家蹲在地上狼吞虎咽，那香味，至今仍萦绕记忆。
　　傍晚5点左右，天已昏黑，我们才骑车回家。浑身像散了架，倒头便睡。
　　工程只两天便结束，可那份疲累却刻进我的身体：上身灌铅般沉，从肩酸到指尖，晚上吃饭手抖得端不住碗；两肩压出深红扁担印，一碰就疼；膝盖以下又酸又胀，夜里翻个身都能痛醒。
　　如今，“上河工”的热闹场景再也见不到了。挖掘机轰隆一响，河道天成，省力也省人。只是那段号子震天、人挑肩扛的岁月，那红肿的肩、酸胀的腿、冻土的气息和热饭的暖意，都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记忆，封存在时间深处，每一次回望，都仍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