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旗漫卷处 青春正长红
—— 纪念顾正红烈士牺牲100周年

　　李群龙
　　1925年5月30日，上海街头爆发的“五卅运动”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浪潮。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一位年仅20岁的青年工人——顾正红的英勇牺牲。顾正红烈士以生命为火种，点燃了“五卅运动”的燎原烈焰。今年是顾正红烈士牺牲100周年，百年风云激荡，烈士的鲜血早已渗入民族精神的土壤，成为永不褪色的信仰之光。
　　从苦难少年到觉醒战士
　　顾正红，1905年出生于江苏省阜宁县篆河边小顾庄（今滨海县正红镇正红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顾正红是家中的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他幼年家境贫寒，家里只有两间矮小的土屋和不足五亩的薄田。民国初年，国内军阀混战不断，地方匪盗横行，加之盐阜地区十年九灾，天灾人祸之下，顾正红一家的生活举步维艰。为寻找谋生出路，1916年顾正红的父亲顾宝书抛妻别子，孤身一人来到沪西的一家油厂当苦力，但微薄的工薪也就只能养活自己。年幼的顾正红和母亲共同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每天带领着弟弟、妹妹们靠挖野菜、剥树皮、摸鱼捉虾以充饥度日。
　　1921年苏北水灾爆发，当时的阜宁一带尽成泽国，顾正红母子八人生活没有着落，只好一路乞讨至上海寻找父亲。1922年，为减轻家庭的负担，顾宝书托人说情，将17岁的顾正红送进了日本人办的内外棉九厂做扫地工。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无暇东顾之机，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对华资本输出总量剧增，尤其深入控制了中国的棉纺织业。1925年，日本在中国境内的纱厂共有41家，其中上海地区就有27家。当时，日商纱厂残酷剥削压榨工人，实行“六进六出”工作制度（即日班从早晨6点工作到晚上6点，夜班从晚上6点工作到早晨6点），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二小时，而日工资只有二、三角钱，一月工资仅够四口之家买米所用，广大工人在水深火热中挣扎。除了要遭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外，工人还要受到“拿摩温”（旧社会工厂内工头的别称）的额外勒索。工人如果不给“拿摩温”送人情，就休想进厂门。工人进厂以后，“拿摩温”还通过名目繁多的罚款来克扣工人工资。顾正红进入内外棉九厂后每天做工十几个小时，一连干了几个月，可是一分钱工资也没有拿到。因抗议“拿摩温”克扣工资，顾正红被开除出内外棉九厂。不久，在工友帮助下，顾正红又进入日商内外棉七厂做工，先后做加油工和盘头工。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沪西纺织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列强、封建军阀和官僚买办的多重压迫，极富革命精神，具备开展工人运动的绝佳条件。1922年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嵇直、徐玮在沪西小沙渡开办了两个简易的工人文化补习班。1924年春，在邓中夏的指导下，两个补习班合并为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当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史称“五月会议”），会议通过了《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等文件，指出——“因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纺织业工人的组织不能再缓了。这是数量最多的一种产业工人，尤其集中在上海。”会议决定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专门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此次会议后，中共中央陆续从武汉等地调来富有工运经验的李立三和项英等人，会同原在上海的中央工会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邓中夏，加强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参照长辛店和安源工人俱乐部的经验，决定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以进一步团结和组织工人，准备斗争。
　　1924年9月1日，沪西工友俱乐部在小沙渡槟榔路上新建的三间平房里宣告成立。共有30多人参加成立大会，会议推举项英为俱乐部主任，孙良惠为副主任，嵇直为秘书（不久由刘华担任），刘华、顾秀为宣传委员，李瑞清为组织委员，刘贯之为总务委员，并拟定了《沪西工友俱乐部章程》，规定俱乐部由“沪西工人组织之”“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为宗旨”。俱乐部打破区域、行帮界限，以厂为基础，发展成员，成立了工人的秘密组织。在俱乐部里，共产党人用演讲会、游戏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提高工人阶级的斗争觉悟。
　　顾正红成为俱乐部的积极分子，聆听了邓中夏、刘华、项英、蔡和森、恽代英、杨之华、李立三等人的授课和演讲。他们用“折筷子”的比喻教导工人团结的力量，用“剥削”二字揭露资本家掠夺剩余价值的本质。顾正红如饥似渴地学习，逐渐明白：唯有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工人才能翻身解放。每逢夜班，夜半过后领班和工头都去休息时，他就向工友们宣讲从俱乐部听来的革命道理，并低声教唱从俱乐部学来的革命歌曲，组织和发动工人起来斗争。俱乐部就像一只红色摇篮，培养和教育工人，顾正红就是这个时候在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下迅速成长起来，逐步成长为工人运动的骨干。
　　二月罢工中的骨干力量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第一次明确地把民族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写进自己的决议中。会议通过的《职工运动案》指出，要特别注意上海、汉口、天津等地的职工运动。会后，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并立即迎来了“五卅”反帝大浪潮的先声：上海日商纱厂的二月罢工。
　　1925年2月2日清晨，内外棉八厂粗纱间一个已连续做了11个小时的12岁女童工，精疲力尽，不知不觉地靠在车头上睡着了，正巧被日本领班看见，顿时拳足交加，致使童工腿部受伤倒地，童工的姐姐上前论理，亦遭耳光。男工们愤愤不平，群起与日本人评理。日本厂主蛮不讲理，将粗纱间50名男工全部开除。消息传开，工人们非常愤怒，粗纱间日班男工随即宣布罢工，表示与夜班男工同进同退。2月4日，被开除的男工向厂方要求结算工资并发还存工，日本厂主竞勾结普陀路巡捕房将6名为首的工人拘捕。工人们愤怒了，纷纷表示要关车“摇班”（罢工）。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地委接到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报告，当晚即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生死关头”，决定因势利导发动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如罢工胜利，则能扭转工运低潮局面。于是专门成立罢工委员会，指定李立三总负责，派邓中夏、郭伯和、杨之华等共产党人迅速到沪西工友俱乐部与刘华等商量对策，并通知要求上海所有党员“全体动员”，参加此次战斗。
　　2月9日，罢工首先在内外棉东五厂开始。五厂工人一动，同一厂区的七厂、八厂和十二厂的工人由工人骨干分头关车，也跟着罢工了。2月10日，内外棉九、十三、十四厂的工人也决定响应罢工。至12日，小沙渡内外棉11家工厂1.5万多名工人，包括日本厂主认为最保险的养成工，全部加入了罢工狂潮。14日，罢工越出内外棉范围，沪西日华三、四厂和东亚麻袋厂等共5000人投入罢工。15、16日，位于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的丰田纱厂一、二厂及同兴纱厂近6000名工人也响应罢工。至此，日本在上海的6个株式会社，即内外棉、日华、大日本、丰田、同心和东洋纺，共22家日商纺织厂约3.5万余名工人投入大罢工。这是日资纺织势力侵入中国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大规模罢工的打击。3月1日，资本家不得不与工人签订了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四项协议，罢工以取得部分胜利而结束。这就是有名的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二月大罢工。对于二月罢工的影响与意义，邓中夏后来作出了这样的总结：“上海日本纱厂这一次的大罢工，参加的厂数至二十二个之多，人数至四五万人之众，相持至十八日之久，确是‘二七’后一个空前的伟大运动。他不特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
　　顾正红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大罢工，展现出了优秀的组织能力与斗争智慧，为罢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这次罢工中经受住了考验。他参加了工人纠察队，在沪西苏州河一带的交通要道上“把口子”，向过路群众宣传罢工的意义，讲解工人团结斗争的重要性，劝告不明真相的工人不要上工。他还同工人宣传队一道，用具体事例揭露外国资本家残酷压迫和剥削工人的种种罪行，以争取社会各界对罢工斗争的支持。他还参加了当时名为“打厂队”的罢工鼓动队，到内外棉九厂、十四厂、十五厂去鼓动工人参加同盟罢工。工人们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组织工会的重要性，罢工结束后，许多工人都要求加入工会。在顾正红等人的组织下，内外棉厂十一个厂的其他日商纱厂都建立了工会组织，会员人数“数日之内，小沙渡由千人增加到六千人，杨树浦增加到三千人，各工会也产生了工会小组的组织。”二月罢工后，顾正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普通工人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蜕变。
　　用生命点燃五卅烈火
　　二月罢工后，工会力量的增长引发了日本资本家的恐慌，他们决定取缔工会，压服工人，“不料复工以后，日人虐待，反变本加厉。日人监工入厂，皆携带铁棍手枪，工人偶一不慎，即遭棍击。罚款之苛，数倍于前。刻克工银，更有奇法。”适逢1925年四五月份，内外棉厂的日方资本家以原棉价格提高，而市场清淡、工厂效益不好为借口，故意减少工人工资。工会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派代表向厂方交涉。然而，日方资本家并不想和工人谈判，而是早就做好了准备，以工人聚众闹事为名，叫来了巡捕以武力威胁工人，继而又将大批工会骨干开除出厂。
　　为了更好地领导内外棉厂各厂工人同资本家斗争，中共地下组织立即召开工会紧急会议。会上，沪西工友俱乐部负责人、中共党员刘华分析了斗争情况后指出，现在十二厂已停工，资本家一定还会迫使七厂停工，决定采取十二厂坚持罢工、七厂坚持上班的斗争策略。七厂日班工人接工会斗争策略，于5月15日进厂上班。日本资本家答应发给每个工人半工工钱，然后把工人们打发走。等到工人一出厂，厂方立即关上大门，在厂门口贴出一张布告，告知停工两天，但只字未提发半工工钱之事。日商纱厂工会即召集夜班工人开会，刘华在会上要求大家加强团结，尤其是七厂工人应坚持上工，不受日人挑拨。七厂夜班工人顾正红等即按照工会布置，与几个积极分子分头通知夜班工人提早到厂门口集合。
　　下午5点钟左右，夜班工人陆续来到了厂门口，到5点半时，已聚集了五、六百人。等到六点钟，厂门还是紧闭不开。顾正红从人群中挤上前，带领青年工人猛敲大门，并高声呼喊：“快开门，我们要上工！”但是，厂里还是一点声息也没有。这时，顾正红带着愤怒的人群猛力撞开大门，涌进厂里。看门的日本人和包打听见工人进了厂门，就举起木棍、铁棒殴打工人，并急忙打电话通知厂方。当场有好几个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顾正红见阶级兄弟被打伤，更是怒火冲天，一面高喊：“东洋人打伤人啦……”，一面带领部分工人直奔物料间，每人拿起一根打梭棒以备自卫。这时，接到电话的内外棉厂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打手杀气腾腾地赶来。顾正红站在工人队伍的最前面，面对凶恶的敌人毫无惧色，高喊道：“反对东洋人关厂压迫工人，不开工就给工钱！”川村一看带头的又是他们早已注意的工会活动分子顾正红，就举起手枪，一枪击中了顾正红的左腿，顿时鲜血直流。在川村左右的打手见大班开了枪，就纷纷动手，用铁棍利刃竞相猛打、猛刺工人。顾正红咬紧牙根，忍住伤痛，高呼：“工友们，大家团结斗争啊！”工人们为顾正红的英勇行为所鼓舞，挥动着拳头和打梭棒向日本资本家和打手们搏斗起来。这时，川村又朝顾正红的腹部开了一枪。顾正红忍住剧痛，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继续号召工人坚持斗争。川村见顾正红如此顽强，竟丧心病狂地朝顾正红连开两枪。顾正红晃动着身子，仍想与敌人斗争，但已力不从心，打手们趁机用铁棍猛击其头部，以利刃数刺其身，计“中弹4处，刀伤10余处”。顾正红终因伤势过重，倒在血泊中，同时被打伤的还有10余名工人。
　　工人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将顾正红等身负重伤的阶级兄弟扶上人力车，去公共租界公廨“诉冤请验”，并送往医院抢救。途中，顾正红还喃喃地说：“我不去东洋人的医院……”。1925年5月16日，顾正红终因伤重不治英勇牺牲，年仅20岁。
　　顾正红的牺牲燃起了上海工人的反帝怒火，上海工人、学生、中小资产阶级等纷纷组织游行示威。5月30日，上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大示威，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南京路英租界时，遭到英租界巡捕开枪镇压，当场打死十多人，受伤数十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宣布成立，爆发了全市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反帝爱国运动燃遍全上海，席卷全中国，“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精神火炬的百年传承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顾正红同志牺牲至今已有100年了，他的理想与信仰、责任与担当、胆略与气魄，不仅在历史天空中璀璨夺目，在新时代的今天依然闪烁着耀眼光芒，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催人奋进，值得我们传承学习。
　　在新时代，我们纪念顾正红烈士，就是要学习他追求真理、坚守信仰的政治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仰信念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顾正红的革命道路，始于对旧社会压迫的切身体验，成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指引。进入日商内外棉纱厂做工后，在资本家的压榨下，他先是发出了“我们工人什么都能做，但为什么还要受人欺侮？”的质问，逐渐明白“工人为何终年劳碌却食不果腹”的根源，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并为之献出宝贵的生命，顾正红的觉醒之路印证了“真理指引方向”。新征程上，我们唯有坚持真理、坚守信仰，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方能于风云变幻中岿然不动。
　　在新时代，我们纪念顾正红烈士，就是要学习他不负人民、担当使命的先锋本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顾正红出身贫寒，深知底层人民的疾苦，进入日商纱厂以后又饱受帝国主义的压榨，对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大众的悲惨境遇感同身受。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后，顾正红始终将工友冷暖系于心间。在二月罢工中，他挺身而出，参加了工人“纠察队”“打厂队”，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起来斗争，并帮助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困难，和工人们一起冲破厂主、工头的层层阻扰，使各厂的工友们迅速加入同盟大罢工的行列，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先锋本色。新征程上，我们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履好职、尽好责，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落实到行动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在新时代，我们纪念顾正红烈士，就是要学习他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革命气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顾正红从小就敢于斗争，在家乡时他就曾奋起反抗欺侮穷人的地主儿子，“家境的贫寒清苦磨砺出哥哥（顾正红）一种不畏强暴的坚强性格”。在内外棉纱厂的斗争中，顾正红始终听党指挥、冲锋在前，面对敌人的枪口仍高擎罢工旗帜，殒身不恤，用鲜血唤醒工人阶级觉醒，以生命点燃“五卅运动”的燎原烈火。新征程上，面对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要时刻做好斗争准备，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在斗争中锤炼过硬本领，于惊涛骇浪中破浪前行，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顾正红烈士用短暂而光辉的生命，在党史上镌刻下永恒的红色坐标。他的一生不仅是早期工人运动的丰碑，更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鲜活注脚。其精神遗产启示我们：真理信仰需要知行合一的坚守，初心使命呼唤舍我其谁的担当，英勇斗争离不开血性胆魄的支撑，而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正是红色江山永固的根本所在。这种精神力量穿越时空，始终激励着新时代共产党人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